1948年3月13日长春星天力争前进，大胜在望，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夺占四平后，长春就孤悬在松辽平原上了。
有人称之为“死城”，有人称之为“陆上孤岛”。
坐镇这里长春星天力争前进，大胜在望的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1兵团司令郑洞国，被称为“一只断了线的风筝”。
然而，尽管长春已经是188金宝博一座死城，但也是一座堡垒、要塞，国民党的喉舌中央社曾称长春防线“坚冠全国”。
长春不仅工事坚固，守军也很顽强。新7军麾下的新38师是驻印军的老底子，能征善战。60军是滇军，对于防守很有一套。
驻印军
一纵和六纵曾试打长春，苦战一番只拿下了大房身机场。
不过对于一心求稳的林彪来说，孤悬在松辽平原的长春，非打不可。
1947年冬季攻势后，林彪就谋划打长春。辽沈战役前，东北野战军大练兵的口号，就是“练好兵，打长春”。
甚至在辽沈战役开始后不久，兵临锦州城下的林彪，一度还要回师长春。
远在西柏坡的毛主席则认为：长春越晚打下来越有利，我们可以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，牵制沈阳一部与大部敌人。
黑土地大决战犹如对弈，长春犹处围棋上的“眼子”，左右整盘棋的走向。
事实证明，拿下长春不到一个月，东北全境即告解放。
短期内打不下，林彪改为久困长围，准备将敌围困到山穷水尽时再动手，这无疑是最佳军事选择。
5月中旬，四野成立以萧劲光和萧华为首的围城指挥所，
6月22日，由12纵34师与35师，6纵18师及独6师，7师，8师，9师，10师、11师组成的围城大军，先后进入指定地域。
6个独立师在前面组成第一道包围圈，各师以2/3兵力，以50米一个人的密度，对城内进行封锁、监视，余下为预备队。
12纵以主力布置在城西和西南敌人主要突围方向上，其余在其他方向进行策应，构成第二道防线。
开头，包围圈达70公里。12纵司令员钟伟，看好土质特点，组织部队挖地道进行爆破，连续拔除据点。
各独立师如法炮制，将包围圈缩减到50公里左右。
敌我双方最近处只有百把米，彼此吃的什么饭都能看见。
可对长春守军来说，目前最要命的不是“共军来攻”，而是粮食见底了。
3月1日，长春市长尚传道上任伊始，就大抓粮食。3月4日，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贮存的50万公斤大豆全部买下。
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这批大豆，保证了公教人员不致饿死。
长春市长尚传道
5月，又对全市进行人口和存粮普查，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7月底。
7月初，蒋介石致电郑洞国：“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，由政府统一分配。”
尚传道对郑洞国说：“民间存粮已快吃光了。由政府没收，也收不到多少。”
“而且在饥饿威胁生存之际，我无法保证职员廉洁奉公。此举徒然骚扰人民，毫无裨益，我办不了。您要遵命办理，请您另选市长。”
谁当这座死城的市长也是死棋。饥肠辘辘的士兵，见到谁家烟囱冒烟就去抢，再砍树木，拆房子，后来干脆挖马路取沥青烧饭。
郑洞国下禁令，尚传道在报上发表谈话，号召“饿死不抢粮，冻死不拆房”，好像他们是不吃五谷杂粮的神仙。
郑洞国
6月起，军粮主要依靠空投。蔚蓝色的天空上，几架银灰色飞机翼下，降落伞一顶顶绽开。
那情形就像几只悬空的吊瓶，在为一个垂死的病人输液。
十余万守军，每天正常耗粮不下5万公斤，需要40架次飞机才能保障。
实际最多也没超过20架次，一般都是10架次左右，天气不好，一架也来不了。
飞机一来，城外高射炮就开火，所以不敢低飞，就在3千米高空投掷，有些就飘到城外送给解放军了。落在城里的，也常被居民抢去。
城里有空投指挥所，统一分配空投粮食。可降落伞没落地，饥饿难耐的士兵就一拥而上。有些部队抢到就私分了，有的甚至为此发生械斗。
郑洞国亲自下令：“倘有不顾法纪仍敢私自抢藏者，一经查获，即予就地枪决。”真枪决了一些，但能斩尽杀绝吗？
后来不用伞了，直接投掷。一袋袋粮食像炸弹一样飞速落下，老百姓坐在家里祸从天降，没砸死就算因祸得福了。
当然粮食被搜走，人也被抓走的，也不在少数。落在地上也摔个稀烂，更有许多袋粮食没了影儿。
士兵们赶着大车沿街搜寻，房屋挤挤匝匝，哪里能看得真切？
战马杀光了杀狗，捉猫，捉老鼠，打鸟。天上飞的，地上走的，一切可以送进嘴里的东西，都成了捕杀对象，再狼吞虎咽送进胃里。
与食物量成反比扶摇直上的，是物价。
东北银行印刷的十万元流通券
1946年初，新1军和新6军等部队向长春攻击前进时，杜聿明出赏价100万元东北流通券，奖励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。
到1948年这笔重赏还买不到3两高粱米。
长春变成死城，精兵变成困军，“坚冠全国”的工事成为无用之物。
从6月起，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1斤5两，高粱、大豆各一半。7月1日，开始减到9两。
8月初，长春城内绝对王牌——新7军新38师每周还能吃顿大米饭，60军182师用1/3高粱掺大豆吃，余下4个师按人头发五千元流通券，各连自己买，买到什么吃什么，买不到就饿肚子。
每人每天菜金只够买半条黄瓜。地方保安部队连半条黄瓜钱也没有，一切全靠抢，抢到什么吃什么。
东北五千元流通券
9月中旬，60军一些部队开始吃糟糠、豆粉、酒糟。官兵夜盲、腹胀、盗汗、晕眩，浮肿……疾病越来越多。
10月后，一些部队别说突围、打仗，放开大路随便走，也走不到沈阳了。
60军起义出城后，军长曾泽生下的第一道命令，就是好饭好菜不可多吃，以免把胃吃坏了。
在长春城内，官兵待遇还算好的，最惨的是普通老百姓，不少人因饥饿去世，整个城市犹如一座“坟墓”。
据郑洞国孙子郑建邦主编的《郑洞国传》记载：祖父的后半生，一直对1948年长春之战，使无数百姓遭受的惨祸，充满愧疚之心。
民革副主席、郑洞国孙子郑建邦
20世纪80年代，吉林省的党政领导多次邀请祖父回长春看看，都被他婉言谢绝了。祖父不愿回去，也不敢回去。
因为几十年来，当年长春惨绝人寰的境况，常常出现在他的睡梦中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面对长春的父老乡亲！
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，我此生愧对长春父老乡亲。
评论